理论家专栏|文艺理论|百家分析|每周调查|主编瞭望|著述连载

两株苦菜花

2016/12/12 14:18:32 来源:《当代》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麦家
公元1971年初冬,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

  1


  公元1971年初冬,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底的问题:他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的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不适合当兵,要退。


  女的问题很严重,吓死人!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19岁,没有结婚(表上填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更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公元1970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敏感、脆弱,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折断,更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和签字。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一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这人是破鞋!


  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初来乍到,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上,就发现是“破鞋”,当然要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哪里来回哪里去。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破鞋够退一百次!谁去退?我,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是我的职责。就这样,这年冬天,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交给当地人武部,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然后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如果当时我交了人就打道回府,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旅途中,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但是,我一路上着实对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树绿草绿水绿,看不见一眼黄土,可谓山青青水秀秀,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像是到了传说中的天国。


  我从小在黄土高坡上长大,入伍后去了更加黄土高坡的边塞,这种冬天,这种景色,在我想来,只有天国里有。天国里还流淌着一江闻名遐迩的美丽的碧水:富春江。《富春江画报》是我童年的唯一读物,因之富春江也成了我童年记忆的最深,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容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自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家部长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览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记忆中。


  第二天早上,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计划吃罢早饭,赶9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景致最集中、景色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宽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延起伏,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一路,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鹳山脚下,从招待所过去,要不了5分钟。专人说,轮船停靠码头时要鸣笛,笛声像狮吼,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也来得及。我因为心急,提前10分钟出发,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


  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鹳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的江面十分辽阔,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要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多为青年学生,人人戴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宣传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看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作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平时我愿意做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码头驶来,最后停在码头上,有人下车向我们挥手走来。他走到我们跟前,悄声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水,但12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缩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十分痛苦,但也不像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像受了什么惊吓,在哼叽哼叽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发现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


  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坍倒了,散了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带一把柴火回屋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天还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可惜,就去拣这衣裳。这一拣,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具冰凉的身体……


  2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了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


  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拨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难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老高,好像我在玩弄一块跷跷板似的。


  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股阴森森的晦色,乌青色,而且以此可以想象她全身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瘆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


  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寻找发泄的对象。我刚进人武部时,就闻到一股怒气,弥漫在院子里,凝结在一张张木讷又悲伤的脸上。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所以我在面对死者时,完全把死者当作战友,尽量显出足够的悲愤,流了泪,骂了自己,又骂了天地,痛心疾首的样子。这确实一定起到了缓和他们情绪的作用,但只是权宜之计。我想得到——谁都想得到,他们做出这种出格行为,把死者老大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从他们已有的做法——一种刁难人的架势看,他们一定有更刁蛮的意图。


  过道上站满了人,我看至少有近20人,院子里还有。据说都是死者亲人,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这么多亲人,想必与死者沾一点亲故关系的人都来了。人多势众。人多事多。人多事乱。走道上闹哄哄的,院子里哭声连成一片,也没人去做安慰工作。人武部的同志都文绉绉的,这种事情也许从没有遇到过,遇到了就六神无主,人影东窜西窜,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刚才我回来时,院门都还敞开着,围观的人拢了一圈又一圈。相比,我毕竟是打过仗,这种场面经受过,心里乱是乱,但还沉得住气,没有乱了套。我当即吩咐哨兵关上院门——按说,这种情况院门早该关闭。


  从死者身边站起来,我心里已经想好,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散,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越闹越大。我看过死者填的表,知道她父亲是村长,当然也是党员。所以,我先找到她父亲,软中有硬地对他说了两层意思:


  一、作为一个党员,他把女儿尸体抬出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心情可以理解,所以也可以谅解。


  二、出了事是要解决事情,不是要生出更多的是非,但这么多人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要想解决事情,除了死者家人可以留下外,其余人必须马上离开,否则以聚众闹事看待,我马上通知公安来人处理。


  最后,我指着人武部长办公室的窗户对他说:我这就去办公室等你来谈事,但这么多人不走,我是不会让你进办公室的。说完,我掉头就走,根本不给他申辩机会。有人叫嚷起来,说不能让我走,但没人敢上前来阻拦。我相信,我的镇静和威严在一身戎装的烘托下,一定上升到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他们嚣张的气焰已经被我放大的威严压制下去。等我进了楼,走进办公室,我从窗户里看到,死者父亲已经在劝导那些人走。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约摸十分钟后,人陆续离去,只剩下五个人,都是死者直系亲属: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弟弟。弟弟才十来岁,还不懂事,对军营的好奇心冲淡了悲伤,目光老是在身边来来去去的领章帽徽上游走。父亲、母亲、哥哥撮在花台边,交头接耳,也许是在为即将举行的谈判出谋划策。只有刚刚初中毕业的妹妹,一身青涩少女的模样,杵在空地中央,身子哆嗦着,在嘤嘤地泣哭,像被死者遗弃的孤儿。她孤立无援悲伤的样子让我心痛,仿佛看见了死者临死前的孤苦。我从办公室出来,首先走到妹妹身边,却没有安慰她,而是吩咐她,去把弟弟看管好。这是我的心计,直接安慰起不了作用的,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下给她一个任务,让她迅速加入大人行列,也许能平息她此刻失控的情绪。然后,我公事公办地邀请三位大人跟我走,有话去办公室谈。


  刚进楼道,父亲发现女儿的尸体不见了,以为我们在搞阴谋诡计,勃然大怒。我向他解释,把死者丢弃在地上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所以我们才把她移进屋子里,并带他们去看。屋子是人武部的活动室,有一台乒乓球桌,死者现在就躺在乒乓球桌上,我们还给她枕了枕头,盖了白床单。这样看起来死者才像个死者,而不像刚才,像个炸弹似的丢在地上,谁看了都心惊肉跳的。屋子里有一长排靠背木椅,是打球的人休息坐的。父亲不知是累了,还是怕我们私藏尸体,不愿意离开尸体,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说有事在这儿谈。说着,掏出烟来抽,一副牛拉不动的样子。这样,最后我们只好搬来凳子,坐在死者身边,如果死者有灵,我们谈什么想必她是都听到的。


  以为是一场恶战,但事实上还是比较平和的,几乎没什么火星子,双方都拿出足够的理智和道德。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真坐下来后还是尽量克制自己情绪,有甚说甚,说明他确实是来谈事论理。他表示,他扛着尸体上门,一不是来诈钱,二不是想衅事,来这么多人,也不是他喊的,都是跟来的,也许因为他是村长的缘故吧。他说,女儿死了,这是她的命,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是这么说的,原话如此。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并钦佩。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的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这么想着,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


  后来,当时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冲上去要用脚踢她,幸亏人武部同志及时上前抱住他。人武部的同志说,他们正因为觉得这父亲火气太大,临走前专门留下话,警告他不能再打女儿,否则以后这村里的兵一个不招了。这当然是威胁,可见当时父亲的样子有多可怕。


  父亲说,人武部的同志走掉后,他确实没有再打女儿,但他要求女儿必须说出事情真相:是哪只“野狗”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三次,每一次女儿都申明没有,她是被冤枉的。但父亲不相信。父亲认为,部队上的医院那么高级,那么高水平的军医和设备,怎么会出错?“我认为错的肯定是我女儿,”父亲说,“她怕说出事情真相,连她和那男的都要遭殃,所以才死活不说。”女儿不说,父亲气上加气,火上浇油,打人的手举了又举,只是想到人武部同志留下的话,前两次都忍住了,第三次却已忍无可忍。当时一家人刚吃过夜饭,桌上的碗筷还没有收完,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跑掉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要打,嘴里嚷着要打死她。开始女儿还逃,从灶屋逃到堂屋,从堂屋逃到猪圈,又从猪圈逃回堂屋;前面逃,后面追,闹得鸡飞狗跳,家什纷纷倒地。


  跑回到堂屋时,女儿摔了一跤,索性不逃了,坐在地上,等着父亲追上来打她。抬水扛是老毛竹做的,比父亲的手臂还要粗,又坚硬,一家伙打下去,要出人命的。眼看着父亲高高扬起的抬水扛,母亲冲上去,挡在女儿面前,对父亲吼:“要死人的!”父亲说:“我就是要打死这畜生!”母亲奋力夺下抬水扛,把女儿亮出来,说:“你打吧,打死她你去给她挖坟墓葬她。”父亲当时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上前对着女儿一阵拳打脚踢,一边高喊着“打死你这畜生”!母亲回忆说:“哪有这样打人的,真正是往死里打啊,我当时都吓死了,冲上去抱住这个疯子,一边叫女儿快跑。”女儿爬起身,却没有跑,反而扬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不用他打。她的冷静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父亲说,当时他丢下一句话就上楼去睡觉了。他丢下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就死给我看。”


  女儿说:那我只有去死。父亲说:那你就去死吧!


  父亲说,他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上楼的时候说了,上完楼梯的时候又说了,后来他睡觉时听到女儿在楼下呜呜地哭,哭得他心烦,他又爬起床来说。父亲诚恳地承认,他女儿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会来找部队偿命,要偿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儿到底有没有跟人睡过觉。父亲说,他现在认为女儿一定是没有跟人睡过觉。说到这里时,父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出一张纸,说是女儿死前留的遗言。我拿过来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爹,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真的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都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父亲说:“如果真要有什么秘事,再怎么不可告人,我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该坦白了。”母亲说:“老东西上楼后,我去找女儿谈过,当时我发现女儿已经被他爹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志不清,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跟个傻子似的。母亲申诉道:“我了解女儿,就是给她十个胆她都不敢做这种下流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都是不知道的。”


  母亲看上去畏畏缩缩的,但说起话来口齿伶俐,透露出比父亲还坚定的口气。然后父亲又接着说,昨天晚上她母亲同他这么说了后,他越发怀疑女儿有可能受了冤枉,所以本来打算今天来找部队反映情况的,想不到女儿说死就死了。说到这里,父亲痛哭起来,一边臭骂自己害死了女儿,一边上前抱住女儿的尸体,又喊又叫:“女儿,女儿,是爹害死了你,爹今天给你申冤来了,部队说你哪里有问题,今天爹就要求他们在哪里重新做检查……”


  他说的意思是要验尸!


  谁也没想到,家属会提这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无理,而是无知。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嘛,分明是要把“私底下的龌龊事”招摇一番嘛。我们诚心实意地劝他们不要这样,这对死者是大不尊重,对活人也没好处。可父亲、母亲,包括哥哥,没一人听劝的。他们似乎认定女儿不会龌龊过,坚决要求我们请医生重新检查。我不知该说什么,可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做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走。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在越南时,我遇到过一个情况,有个小姑娘搭我们的车,后来车被敌人炸弹击中,小姑娘从车斗里飞出去,甩在地上,她看自己身上血流不止,以为是中了弹片,吓得哇哇直叫。我们抱着她去找医生抢救,医生检查了说,她没事,只是那玩意儿破了。这也使我想到,部队对死者的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死者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绝对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分明一样分明”。我知道,只要我把这道理如实讲了,他们也许会放弃打算,但我又怎么能说?这样一说,到时他们拿我的说法来跟我论理,我岂不自找麻烦?所以,我没这么说,只是找了一些其他道理来说。但那些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无不坚决要求验尸检查,其理由和条件完全是无法拒绝的。


  父亲说,只要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起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待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


  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


  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父亲又说,如果这样,他也要死在这里,因为背着黑锅活还不如死。


  哥哥又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三具尸体去北京天安门找毛主席……


  话说到这份上,说什么都没用了。我很生气,也很悲哀。我觉得女儿当兵不成,又死了,对他们来说已是双倍的不幸,我从内心的内心里同情他们,希望能帮他们减轻一点痛苦。我甚至已经暗自下了决定,要给他们双倍的丧事费,并亲自参加葬礼,尽可能地让周边邻居不要歧视他们。但是,他们似乎更想用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来挽回尊严,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


  没办法,我跟人武部长商量后,决定答应他们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当即派出车辆去县医院联系、接人。中午前,医生扛着“红十字”医务箱来了,一老一壮,两位妇女。两位在活动室里待了不足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在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电话是打给我的直接领导参谋长的,参谋长问清情况,训斥我,说医生是他们人武部喊来的,我们怎么能信?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在这件事上我们是不能完全听信当地人武部的,因为这中间有个责任认定的利害关系,照现在“完好无损”的话说,他们就没责任了,否则责任全在他们头上——他们给我们输送了道德败坏分子,破鞋!参谋长要求我下午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而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两位同行一样很快地检查完毕,给出的检定报告几乎和昨天两位同行连措辞都差不多:死者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了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为“破鞋”的那位军医:一个人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间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是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样子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不是同一人!她说,虽然那天检查的人很多(22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1人(几年来都只有1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她,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还用说吗?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脸孔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军医认为是对方把人换掉了,目的是想敲诈我们。这我敢肯定不可能,虽然死者和生前判若两人,但系同一人的证据昭然若揭,比如她耳朵上的小耳朵,脖颈上的大红痣,入伍后才剪的齐耳短发,等等。再说,谁愿意以死来冒充一个人?我和参谋长都断定错误肯定出在我们这边,是我们把人弄错了,张冠李戴了。


  3


  后来,听军医说起当时体检的情况,我们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她个人在几年中也仅发现“她”一例,所以体检时医生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上来,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姓的喊,只是让护士安排一个个人依次进来,她依次一人人检查,只要没发现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很简单,她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


  如果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作“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姓名,年龄,包括“没谈过男朋友”,都是“她”原话。有了“她”的名字,军医说,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人后,她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写上意见,是这样写的:据本人述,未交过男朋友,但检查发现处女膜破裂,属极不正常的情况,建议组织上慎重对待。至于其余人的表,都是护士先盖上“正常”的章,作为军医只需签名而已。


  说真的,军医说的“流水作业”的体检法,在医院是很常见的,像照X光、做心电图都是这样的。不过据我所知,最后填表时本人是在场的,在填表、交表过程中,军医应该有印象,“她”的表是不是真正交给“她”的。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一定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交给医院相关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怎么会不记得,一辈子就遇到她一个人,当然记得,叫×××。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我想,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在填表时“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全部收起,想想到底该怎么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负责承担死者的丧葬费,二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妹妹,让她替死者去继承当兵的光荣。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要求。我原以为死者有两个妹妹,我见过的那个是小妹,事后才知道,死者只有那么一个妹妹,实足年龄才15岁,还没资格当兵。我们建议等够年龄后再来带她走,对方却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后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替妹妹办理复杂的入伍手续,所谓复杂就是要请当地公安配合,篡改户口本。这是需要时间的,参谋长和军医等不得,准备先走。


  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即使把“她”枪毙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回原籍算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当初她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不就什么都没了。但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死亡,悲剧,闹剧,笑话,故事,谣言,传闻……都有了,暂时没有的,也可能接着会有。一波未平,一波即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厌倦和恐惧。也正是这种情绪,促使我主动去参加了死者的葬礼。


  因为参加葬礼,我至少多滞留了一天,到参谋长他们走后的第四天,才办完死者妹妹的全部入伍手续。第五天上午,我带着死者妹妹启程归队,至此我停留富阳的时间已超过一周,而愿望中的富春江之游还是在期待和想象中。这叫没缘分,缘分不到,即使到了它身边也是白到。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与死者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至使我不时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十七八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犯了什么错。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的,反正早迟她是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他,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依然感到非常累。


  (实习编辑:王怡婷)


注:本网发表的所有内容,均为原作者的观点。凡本网转载的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资料,版权归版权所有人所有。

扫描浏览
北京文艺网手机版

扫描关注
北京文艺网官方微信

返回首页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霄云中心B座710 邮编:100028 电话∶010-69386267 传真∶010-69387882
河北省保定市复兴中路1196号 邮编:071051 电话:0312-3199988
北京文艺网版权所有 Email:artsbj@artsbj.com 京ICP备12048767号 公司营业执照:91110105802944599P
北京文艺网授权法律顾问单位:北京市京翔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