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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2017/08/15 10:27:00 来源:凤凰读书  作者:王彬
   
写下这个题目,有些纠结。纠结什么呢?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题目中的故园是指鲁迅的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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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故居


  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写下这个题目,有些纠结。纠结什么呢?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题目中的故园是指鲁迅的故园。既然是鲁迅的,那么至少有三处,绍兴、北京、上海,都有资格成为鲁迅故园。


  如果我是绍兴人士,则毫不犹豫地选择绍兴,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当然是北京,因此以鲁迅在北京的曾经居住地而作为写作中心,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迟疑了。然而,虽是如此,也还是有些纠结,纠结那些女人与花朵,尤其是女人——新与旧的女人,真的一时梳理不清。那就暂时放下,从故园的猫说起。


  一


  在北京,鲁迅曾经居住过四个地方:一处是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一处是八道湾胡同11号周氏兄弟旧居;一处是砖塔胡同84号;一处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现在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在绍兴会馆,鲁迅住了七年半,从1912年的五月到1919年的11月,先是住在会馆西北的藤花西馆,因为邻人吵闹而迁移到会馆东南的补树书屋。


  关于邻人吵闹,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后,虽然逃避了狺狺犬啮,却又平添了猫的骚扰。而且,这里多少有些阴气,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往昔是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据说是一个官员的姨太太。鲁迅对此倒不在乎,况且“现在的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让他恼火的是猫,是夜晚闹春的猫。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对于猫叫春,像小儿一样绵长的啼哭,他们那时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说,他的1918年的日记里,也有“夜为猫所扰,不得安睡”的记载。不得安睡怎办?只有采取行动,“拿着一支竹竿”,周作人写道:“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又回来了。”谁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几”,那么就应该是鲁迅,是鲁迅手持竹竿与搬着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打猫为什么不在前檐,而偏要绕到房子的后面,舍近求远地走到后檐下呢?我近日去哪里探访,绕到补树书屋的后面明白了,后檐的地势相对前檐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里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顶上叫春的猫。


  当然,在补树书屋,对鲁迅而言,更多是岑静与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夏夜时分,“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关于这株槐树,研究鲁迅的著作记述多矣,这里不再多说。我感兴趣的是槐树之前的历史,因为文献记载,补树书屋的墙壁上,曾经嵌有一方石匾,刻有这样一些文字:


  昔有美树,花夜合。或曰:楝别种莲芙。


  夜晚将花朵合拢的,是什么树呢?是合欢吗?合欢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条街道将其作为行道树,夏天的时候绽放绯红的花朵,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统统被砍掉了。合欢的叶子在晚间闭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觉树”之称。叶子是这样,花也是这样吗?


  什么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闭合呢?有一种叫“夜合花”,“又称夜香木兰”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绿色的,里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开放,晚间合拢,香气幽馨,直径有三到四厘米,是一种偏大型的花卉。把这样的树,称为“美树”,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因为还有这样的话:“或曰:楝别种莲芙”。楝,又称苦楝,果实是圆球形状的,成熟以后焕发一种金黄的色泽,因此又叫金铃子。在中国文人的情怀里,楝是高洁的树木,庄子《秋水》篇中便有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的议论。楝花一蓓数朵,颜色紫红,芳香满庭。


  楝,这种树在印度被称为神树,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么,楝的别种“莲芙”,是楝的哪一个品种呢?可惜也一时难以说清,而历史中的现实是,在鲁迅的时代,无论是夜合还是莲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这一年,距鲁迅入住的时间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们所见的槐树,种于癸卯,与壬寅相差一年——公元1843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际中的槐树正当盛年,正是亭亭如盖,青翠如幄的好姿态。


  周作人说住在这里,盛夏的时候屋子里并不很热,“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自然与这株槐树有关,“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是槐树的好处,当然也有坏处,只是槐树上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青虫,在古人的笔下是尺蠖,鲁迅写作槐蚕,是一种像蚕那样白皙的小虫子,以槐树的叶子为食,北京人俗称“吊死鬼”。


  这种小虫子,时常用一根细长而雪亮的白丝吊下来,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头颈上”呢,会像鲁迅那样,产生“冰冷的”感觉吗?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这其实是与猫大有关系。周作人说,“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这些扰人清梦的猫便是驱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们哪里料得到,做了这样的好事却难免被痛打,功臣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那些白皙的小虫子,那个自缢的女人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个活泼的姑娘:俞藻、俞芳与许羡苏。照片中,俞芳与许羡苏之间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


  俞芳与俞藻有一个姐姐叫俞芬,俞芳后来回忆,八岁那年,她们的母亲去世了,比她大十二岁的俞芬,带着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即今之84号。俞氏三姐妹的父亲叫俞英崖,61号是俞英崖朋友的房产。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这里。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离开八道湾而迁居于此。


  与鲁迅初次接触,俞氏姐妹很拘谨。但是,很快发生了变化,一天,鲁老太太给他们讲鲁迅小时的故事。说鲁迅穿着红棉袄,手持大关刀,模拟关羽征战的样子,高喊:“娘,给你看看!”听了这个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鸡毛掸子,模拟鲁迅小时的样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这是红棉袄,这是大关刀,和尚师父给我做的,给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开了。


  俞芬与许羡素同为绍兴人,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许羡素到北京女子师高读书的时候,俞芬在师高附中读书,因此许羡苏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她的这位同学是一位超龄的活泼的女中学生。鲁迅借寓砖塔胡同61号便是通过许羡苏介绍的。1920年,许羡苏从绍兴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八道湾,鲁老太太很喜欢她。后来,许羡苏考上了北京女子师高,住到学校里去了,鲁老太太舍不得,流了好几次眼泪。许羡苏当时剪了短发,与高师当局的要求相抵触。当时剪短发的,还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张挹兰。张挹兰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同日遇难。高师当局下令这些剪短发的学生必须把头发养长,而这四个学生拒不遵命。高师当局于是向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与家长,要求他们督促执行。许羡苏的保证人是周作人,为此,周作人退掉聘书以示抗议;鲁迅则写了一个短篇《头发的故事》,表达他的激愤与支持。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南下,由此,鲁迅与许羡苏的通信也频繁起来。以8月27日至10月2日为例,根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的通信次数是:


  八月


  二十七日上午以明信片寄寿山、淑卿。午蹬车,一点钟发天津。


  二十九日晨七时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下午寄羡苏明信片;


  四日下午一时抵厦门,……以明信片寄羡苏及三弟;


  五日午寄淑卿信;


  八日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


  十二日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上午寄许羡苏信并《语丝》十本;


  二十三日午后得羡苏信,十五日发;


  二十四日上午寄羡苏信并《语丝》;


  二十七日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下午得羡苏信,廿四日发。


  按:淑卿,即许羡苏。鲁迅九月八日得到许羡苏的回信应是对九月一日以前三张明信片的回复。许羡苏二日寄出的信,鲁迅六天就收到了,说明其时邮政是顺畅的,作为平信的收发时间今天也大抵如此。从8月27日到10月2日,在三十七天的时间里,鲁迅与许羡苏通信13封,鲁迅8封,许羡苏5封。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与许羡苏的往来信函大概有二百五十余封。鲁迅——包括邮寄书籍,有一百多封,许羡苏的也有百余封。


  在鲁迅的人生中,许羡苏是一位难以回避的女性。许羡苏面容姣好,性格活泼,历史如果给鲁老太太再一次选择儿媳的机会,有的研究者认为,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友人曹聚仁在一本关于鲁迅的评传中,更是把许羡苏直接称为“鲁迅的恋人”。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经私下里,将许羡苏、许广平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称为“二许之争”。这样的闲话,很快传到鲁迅的耳朵里。1926年9月30日,时在厦门的鲁迅,致信在广州的许广平,转述伏园的闲话:“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高的那一个”是指许广平。对这件事,鲁迅看得很淡,认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看到鲁迅的信,不知许广平的心情如何,而许羡苏又会翻涌怎样的波澜呢?


  关于鲁迅与许羡苏之间通信的下落,许羡苏在1961年著文回忆说,1930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师——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鲁迅给她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鲁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样处理了”。但是,后来整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时,在朱安的箱子里并没有见到这些信。如果这些信还在,那些曾经的鲜活文字会传递何种信息呢?


  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给许广平写了一封长信,述及厦大的学潮以及关于北京的一些传闻,说到一位从北京南来的教授白果“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将许广平喻为皎洁的月亮。信尾又告知这样一件事情:“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许羡苏。这封信收进《两地书》时,羽太信子与许羡苏的真实姓名都被芟夷而改为代称,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避免麻烦,用鲁迅的话是“力求清宁”;后者呢?回避什么?许广平是许羡苏在女子师高的同学,比许羡苏大三岁,称其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回避其名?


  “柳”的背后蕴含什么深藏的故事吗?


  


  当然,这样的柳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之柳。


  1924年6月25日,鲁迅从砖塔胡同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次年四月五日,请云松阁栽种绿植。计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鲁迅日记》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与榆梅,今天还可以见到,丁香位于前院正房两侧,壮硕蓬勃,已经高过屋顶了。其余的植物均在后园,一株在正房背后的东边,这是碧桃。余者则位于后园的北墙之下,从西向东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杨呢?现在是一株也没有了。


  青杨是杨树的一种,在中国土著杨树的种类中,与青杨相对应的是白杨。白杨树皮皎洁,青阳树皮青灰。清人陈浯子在辑录的《花镜》中比较这两种杨树的区别时说,白杨的叶子在萌芽之际,包裹一层乳白的绒毛,及至舒展开来,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旧是白色的。白杨的叶子似“梨叶长而厚”,“蒂长两两相对”,也就是“对生”,“遇风则簌簌有声”。岂止是“簌簌”,有时简直会发出骤雨一般的暴响。相对白杨,青杨的叶子要小许多,高度也相对低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杨树不种在院子里,而是多植于茔冢之间。由于这个缘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这种树。


  说是很少,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新进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束缚而任性自为。我不知道鲁迅对白杨是何种态度,周作人则似乎颇多喜爱,我忘记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说过,在西教中,白杨是有罪恶的,因为基督临死之前背负的十字架是白杨做的。青杨呢?他,包括鲁迅似乎没有述及,但是虽然不见于纸上的烟霞,却见于鲁迅的后园,而且在不大的园子里栽种三株,可见主人的志趣与喜爱。


  如同杨树,西三条栽种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见于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鲁迅个人兴趣而已。见于《鲁迅日记》中的刺梅即黄刺玫,榆梅即榆叶梅。二者在花期的时候都绽放黄色花朵,而且都是重叠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无刺,叶子细小模拟榆树的叶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说了,盛开的时候香气郁烈,只是味道有些怪异,因此不太被人们所接受。尤其叫人费解的是花椒,有什么观赏价值呢?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偏颇,因为《花镜》里不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类考”里。《花镜》描述它是“本有尖刺,叶坚而滑”,气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


  北京却没有这样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飨和飨客罢了。我年轻时的工作单位便种有花椒,栽种在食堂门口,好大一片,从那里经过时即便是炎夏,也会感到一种辛辣的凉气。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开花,当然不会没有花,花椒,包括我们食堂附近的都会开花,是一种澄黄、纤巧而类于腊梅那样形状的花。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来到西三条,采访鲁迅的夫人朱安,说到鲁迅,说到院子里的两株植物,一株是洋桃,还有一株是樱花。朱安说,鲁迅喜欢的那株樱花被虫子咬坏了,去年才将它砍倒。而记者看到,“鲁迅手种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绿叶森森,遮盖住西边的半个院子。”洋桃是南国的嘉果而实如橄榄,成熟以后泛射蜜蜡的色泽,半透明的黄色很是秀丽。洋桃,在《两地书》中,写作杨桃。关于杨桃,在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许广平在信中诉说广州的天气:时常有雨,空气十分潮湿,“衣物书籍,动辄发霉,讨厌极了。”而“无雨则热甚”,上课的时候汗流浃背。“蚊子大出”,“蚂蚁也不亚于厦门”,“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挂起来,也能缘绳而至,须用水绕,始得平安。”这些是牢骚话,当然也有好吃的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这样的水果,“厦门可有么?”10月4日,鲁迅回信说,在厦门有香蕉、柚子,都很好吃,“至于杨桃,却没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两周以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再次提到杨桃说,“我很想尝尝杨桃”,然而要吃杨桃得去广东,但是现在却难以成行。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厦门大学已经提前支付了工资,倘若现在就走,鲁迅在10月29日的信中说:“玉堂立刻就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玉堂,即林语堂,是鲁迅来厦门大学教书的介绍人。


  在鲁迅与许广平合著的《两地书》中,以厦门为背景的通信最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不仅心迹袒露,而且颇多顽皮之态。比如,10月28日:


  楼下的后面有一小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使并不深,之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会招到告诫,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的,额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跳过有刺的铁蒺藜,刺伤了自己,可是伤口并不深;把尿“磁”在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些近乎无良少年的无赖举动,说明恋爱的力量有多么凌厉!我不知别人见到这样的文字有什么感想,我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微微的莫名的兴奋,同时浮想沙翁的喜剧《仲夏夜之梦》。


  那时的鲁迅,恐怕是中了小精灵迫克(Puck)紫色的魔汁,虽然也间或掠过一丝爱情所固有的烦恼,但即便如此,亦是欢乐、青春、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在九月三十日的信中,鲁迅说,听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共五人”。对这些女生的态度,鲁迅的态度是:“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对鲁迅这样的剖白,许广平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认为“邪视”有什么要紧,“许是冷不防的一瞪罢!”对恋人的戏谑,鲁迅回答:“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什么是瞪?瞪,是正~视——正面看。“瞪”既可以是冷不妨,也可以是长时间看。这时的鲁迅,对讲台之下的女生,既不可以邪视,又不可以正视,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办法呢?要么,闭目不看;要么,像高老夫子那样仰头看天花板,借以表达对恋人的忠贞吧。然而,女学生固然可以不看,但杨桃还是要吃。过了几天,孙伏园,也就是散播“二许之争”的那位,从广州带来了杨桃,从而满足了鲁迅想吃杨桃的渴望。然而,吃过以后,鲁迅的态度却是:“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吃,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


  杨桃我是吃过的,的确如鲁迅所云没有任何味道,只是液体多,吃一只可顶一瓶矿泉水。香气似乎有些夸张,并没有“出于各种水果之上”的感觉。


  四


  如同一切家庭,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后生活也是琐碎、物质的,因为琐碎故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所以物质。萧红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吃饭的时候,鲁迅不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总是亲手把放着小菜的木盘端上去。小菜盛在碟子里,碟子直径不过两寸,有时是一碗豌豆苗,有时是菠菜或者苋菜,如果是鸡或者鱼则必定选择其中最好的部位。许广平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才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上楼梯。


  面对妻子——比鲁迅小十七岁,这个男人的内心会是怎样,当会充满幸福与感激吧。使我们感动的是,临终之时,他说过的那些话,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儿子倘若无能,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这是对许广平,对上海的家人;那么,对北京,对北京的家人,他的母亲与朱安,他想到了什么呢?在他去世以后,西三条的家里也设立了灵堂,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在正房对面的南房,北京人素常所说的倒座的东墙上,悬挂着陶元庆所绘的鲁迅肖像,下面是一张方桌。朱安一身素服坐在方桌左侧,在袅袅的烟篆里,祭奠远逝的丈夫。据南京《新民报》报导,当时的情景是,记者写道:“鲁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着极感伤的神态,上身着的是咖啡色带白花的短夹袄,青裤,白鞋白袜扎腿,头上挽着个小髻,也用白的头绳束着”。朱安让记者坐下以后,有一个女仆执一水烟袋相进,她一边吸着,一边接受采访:


  关于后事,她这里还没什么打算,完全由他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就近办理,她不预备到上海去,因为她母亲(作者按:鲁老太太)在这里,今年已八十岁,处处需要人照顾,不能离开,同时去上海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记者因为谈话已有半点钟的时间,乃起而辞别,她最后很客气的说:“谢谢你!,他死了你们还要给他传名!”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给周建人发的电报中有这样两句,一句是:“一生辛苦如是作终”;再一句:“缅怀旧事痛不欲生”。前句是对鲁迅的盖棺之论,当然是朱安对鲁迅的理解,后句是朱安自己内心的表达。朱安的电报,虽是倩人代笔,却真实反映了那一时代旧式妇女在丈夫死后的情感与心境。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还给周建人写过一封信,希望许广平“择期整装,早入归来”。若果“动身有日”,请“先行示知”,“嫂当扫径相迓,决不能使稍受委曲。”住在哪里呢?朱安已经料想得十分周详了,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合适,也可以住在朱安自己的房间:“或住嫂之房,余再腾他处”,“一切什物自必代备”,“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以慰在天之灵”。朱安说这些都是出于“肝膈”的话,“特竭诚相告也。”朱安是旧式妇女,对许广平以姐妹相称,以鲁迅正室自居——她的确是正室,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现代女性的许广平,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而把自己嵌于旧家庭的屋檐之下。


  十年前,在闻听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朱安与俞芳有过这样的对话。俞芳问朱安今后打算怎么办?朱安痛苦地说,“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但是现在朱安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她说:“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听了这些话,俞芳很是惊异,她比朱安小三十岁,面对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邻家女孩搵泪倾诉,可以想见朱安的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压抑。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朱安,其时距朱安辞世仅仅一天,在那一天,朱安对记者说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关节发炎,由于经济匮乏,又不愿意变卖“先生的遗物”,“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她说:“周先生对我并算不坏,彼此之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关于她与鲁迅的关系,朱安曾说,老太太抱怨我没有孩子,大先生从来不和我说话,怎么会有孩子呢!他曾经向鲁迅表示过继朱家的一个侄子,但是鲁迅没有表态。说到许广平,朱安的态度也很友善,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一年以后,北平版的《新民报》刊登了一篇绍介朱安生平的文章和一帧照片。文章的题目是《鲁迅夫人》,对朱安的生平进行了简短回顾:


  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胜清光绪五年七月。父讳某,精刑名之学,颇有声名于郡国间。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即鲁迅)。


  文中描述朱安是:“柔色淑声,晨昏定省”,“事其太夫人鲁氏数十年如一日。”抗战胜利以后,生存日艰“蒙蒋主席赐予法币十万金,始延残喘”。文末感慨:“呜呼!夫人生依无价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依”而不能“依”,朱安的悲剧就在这里。1943年,鲁老太太病殁,埋葬在京西板井村,终年八十五岁;四年以后,朱安辞世,终年六十九岁;1968年,许广平离世,终年七十岁,二人辞世的时间相距二十年;1986年,许羡苏去世,相距许广平十九年,终年八十三岁。说来吊诡的是,西三条故居里悬挂着一张鲁老太太的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他的长子是鲁迅。同样是这位老人,红卫兵去八道湾抄家时,首先砸的就是她的牌位,因为她的次子是周作人。


  据说,临终之前,朱安嘱托两件事:第一件,葬在“大先生”的坟垄一侧;另一件,每七需供水饭,五七时请僧人念一卷经。第一件自然做不到,友人提议把她的灵柩也安葬到板井村,从而陪伴鲁老太太,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而是埋葬到了保福寺,而这一地区,恰是今天中关村的核心区域,早已鹤归辽海人事皆非。每次我经过这里,尤其是夜间乘车从保福寺桥下通过,总免不了产生一种惴惴的不安,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旧时代的女人?肯定会许有的,夜色中的蜗牛也会吐出幽寂的光芒吧!


  


  2012年3月5日,我接到一个《新京报》记者的手机采访。他说鲁迅住过的砖塔胡同84号即将拆除,对此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在84号,鲁迅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卷,是研究鲁迅生活变化与创作心境的重要场所。次日,我致信给西城区负责人。不久,西城区政府在官方微博中回应,84号暂不拆除。


  近日,我路过砖塔胡同发现,84号以东一带的房屋都被拆掉,只留下了围墙与院门,每一处院子的围墙上,都画有一个巨大的白圈,里面写着一个吓人的“拆”字。84号,还在,只是原本画在墙上的“拆”字被抹掉了。我和妻子进去,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她说是外地人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的房主都是北京人。


  小院更加湫隘、肮脏,衰败,对着院门的地方有一株树木,看看并不十分粗糙的树皮,我猜度应是小叶梣。在俞芳的回忆中,84号,当时是61号,有三间北房与东西厢房,北房西侧是院门。在北京,胡同北部的院子,院门一般设于西北角。因为按照九宫格的原则,西北属于“西北六白”吉地。61号是三合院,与北房相对的南边没有筑屋,只有一座花坛。花坛上栽种了什么花卉,是北京人喜欢的玉簪——黄昏以后递送幽细的清芬?我不记得俞芳有过什么记载。也许有,忘记了。


  法国人莫迪亚诺在他的小说《暗店街》的结尾处,写有这样一段话,说是在俄罗斯南方的海滨疗养地,一个小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不过是想在海滩上再玩一会儿。但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而把她拉回家。她们走远了,穿过街道,拐过路口,再也听不到她的哭声,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也会迅速地消逝在冥冥的夜色里吗?而现实是,在原本是花坛的地方加盖了简陋的小屋子,不像今天的八道湾11号,补种了不少植物与花朵。


  关于八道湾11号,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建议,作为周氏兄弟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久,八道湾拆掉了,11号被规划进北京35中校园,被保护起来。房屋修葺一新,也补栽了不少植物,却不知为什么,最多的是花椒树,至少有四到五株,仿佛出操的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正房的背面。正房的堂屋背后是一间平顶的小房子——北京人叫灰棚,使人想起西三条的老虎尾巴,其实这也是老虎尾巴,是一条更早的老虎尾巴,鲁迅在这里工作、休息。先后两条老虎尾巴提供的历史信息是一致的。


  正房北侧是九间后罩房,西首三间周作人一家住,中间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东首三间招待客人——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在这里居住。西首三间的窗下有一株碧桃,东向则间隔均匀地栽种木槿一类的植物,因为是二月,北京的气候尚冷,这些植物没有一丝春天的消息。对于碧桃,我向来不喜欢,原因很简单,它的花型繁缛、呆板,仿佛是绯色的圆形纪念章挂满树枝。


  记得八十年代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与周作人有工作关系的编辑。一天,周作人送他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语气中流露出怀念之情。从兄弟怡怡到形若参商,关键人物自然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围绕羽太信子而掀起的“窥浴”风波。关于兄弟反目,鲁迅后来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俟堂,是鲁迅早年别号。《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本,但在鲁迅生前没有印行,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是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鲁迅曾经向她解释: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鲁迅与周作人大概不会分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者会出现另一番景象,这既是一个对周作人,也是一个对鲁迅,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


  关于这个女人的灰色评论甚多而不必再说。这里只说她的三件事,其一,鲁迅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办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鲁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前面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弥留之际说的胡话,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羽太信子病故于1962年,周作人猝死于1967年,而前一年的八月,东风骤起,杜鹃啼恶,自此周作人饱经批斗、殴打、凌辱,羽太信子真是幸运得很!


  与这些,相对这些远逝的女人——幸福与不幸福的,故园的花朵,也同样复杂得很。有的今天依旧繁华灼灼;有的早已梅子心酸而褪尽残红;有的被补种,却也真是莫名其妙。1949年,补树书屋檐前的槐树被雷电殛死,补种了一株枣树;八道湾,补种了大量多刺的花椒,却没有补植那种香气悠长,其香气可以令人骚动的丁香与笑靥灿烂的黄色刺玫;而在西三条,蜜蜡一样的杨桃与流霞一样的樱花呢?忘记了,而我也忘记了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陨落对应着花朵的绽放,是这样吗?也未必都是这样。至少,故园的女人与花朵未必如此!


  (本文选自王彬《山峡书简》/作家出版社/2017年6月)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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