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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最精致的生活,一定是素与简

2018/02/01 09:09:31 来源:林语堂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
林语堂认为,对于在商界打拼的人来说,与其每天早上风风火火地去上班,不如花一个小时躺在床上思考、计划、回顾,这样当他们来到办公室时,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日程表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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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冥之中,这个世界总是时不时地提醒你,有些书值得读一读,这本书的名字和作者总是出现在你面前,直到最后你不知不觉地注意到它。


  故意对这些提示置之不理于己无益。于是,在零零星星接触到林语堂这个名字多年之后,对他几乎还是一无所知的我决定开始一探究竟。


  从十几岁起我就痴迷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作家。


  最初是因为我喜欢1972年拍摄的电影《歌厅》(Cabaret)和里面年少帅气的男主角迈克尔·约克(Michael York)。


  《歌厅》改编自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两部短篇小说,描述了前纳粹时期的柏林生活。


  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的作品,还读了有关柏林、有关那个时代和作家的很多书籍。读得越多,看到林语堂这个名字也就越多,同时我也就记住了他的第二部作品——《生活的艺术》。


  等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终于去图书馆查阅了更多关于林语堂的信息,当然那个时代还没有互联网可用。


  我了解到《生活的艺术》是1937年由约翰德伊(John Day)出版公司出版的。


  林语堂在上海结识了作家朋友珀尔·巴克(Pearl Buck)(别名:赛珍珠),她帮助林语堂出版了这本书。珀尔本人当时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以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为她赢得了1932年的普利策文学奖,继而又在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珀尔·巴克后来嫁给了约翰德伊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她把林语堂介绍给了自己的丈夫,后者立刻与林语堂签约。


  我去查阅资料的时候,《生活的艺术》已经停版很长时间了。幸运的是,当地图书馆还存有一本很破旧的可供借阅。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书中那些闲话和时不时的题外话。


  刚开始读的时候,感觉有吸引力但又有些过时、造作和啰唆,很多内容为反对而反对,结构松散、行文怪异。但很快我意识到了这些闲话背后所隐藏的深厚内涵和对野心抱负彻底的摒弃,而这恰恰是我们文化中所宣扬的。


  《生活的艺术》为简单生活和吃喝正名,不鼓励为更多的物欲而奋斗。林语堂想找到一剂解药,来解救30年代他周围那些野蛮的竞争和疯狂的举动,不仅仅是在他出生长大的中国,还包括他工作生活过的法国、德国,以及他年轻时短期求学和撰写该书时所生活过的美国。


  林语堂渴望告诉人们如何享受生活,在书中,除了一般常识,他还运用中国古老文化来说明享受生活的重要性。


  《生活的艺术》在30年代很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全世界几乎人手一本,他也成为那个时代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林语堂是这样描述他的书的:“这就是我的个人写照,是我亲身生活和思想的写照。”他宣称书中的观点并非他原创,而是被东西方无数学者无数次地思考和阐述过。


  至于他所用的方法,他写道:“我总是习惯去淘一些陈旧且不起眼的廉价书,并且试图从中发现些什么。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被这么一个俗物惊到。但是从灰土堆里寻找一颗小珍珠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欣赏珠宝橱窗里的大珍珠。”这是一份宣言,也算是最平实的真理。


  从专业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


  我的理论根据,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


  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性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


  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版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及其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


  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林语堂声称要陈述“中国观点”,也就是他所描述的“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今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的”。这是上千年来中国学者、诗人和艺术家汇聚而成的智慧。


  尽管他没有强调这一观点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同样适用,却写过他确信“在美国喧嚣忙乱的生活中,人们心底里也同样渴求在茂密的树荫下找一块柔软的草丛,躺下来享受一个慵懒的下午,什么也不做”。


  用林语堂自己的话总结他的哲学最为恰当:“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你这就叫懂得了如何生活。”


  这本书可谓包罗万象。


  林语堂发表了对衣着的态度(他喜欢宽松、舒适的、中国文人穿着的长袍,不喜欢西方男士穿的需要系腰带、勒紧腹部的裤子)、对居室装饰的建议,提到了哪些酒令最有趣。


  林语堂努力启发读者过闲适的生活、重视沉思和友谊、享受饮茶饮酒、热爱阅读和亲近自然。不过他讲得非常精确而具体。做到这些你不能说说而已,而是要用正确的方式和精神。


  在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要数《生活的享受》一章里关于“安卧眠床”的阐述。


  躺在床上在生理上和精神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生理上讲,躺在床上意味着回归自我,与外界隔绝开来,这时人可以采取最恰当有效的姿势进行休息、冥想、寻求安宁。躺在床上也有最合适、最舒服的方式。孔子,就是生活的艺术家,曾经说过在床上“不要像尸体一样平躺”,而是要侧身蜷缩。


  林语堂继续写道:


  我相信生活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手臂的姿势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美学享受并最大限度激发头脑。


  我认为最合适的姿势不是平躺,而是和舒适柔软的大枕头成30度角,将一只胳膊或两只都伸向脑后。以这种方式,诗人能写出不朽的诗词,哲学家能够发现革命性的思想,科学家能有划时代的发现。


  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独处和沉思的价值。这让人震惊。


  安卧眠床的艺术对于你来说不只是身体的休息。


  整整一天的紧张生活,你要面对不同的人并与他们交流,你的朋友试图开你的玩笑,你的兄弟姐妹挑你的毛病,把你捧上天,这一切都让你精神紧张。你需要彻底放松。我承认,就是这样。加以培养,安卧眠床意味着清扫你的精神世界。


  林语堂认为,对于在商界打拼的人来说,与其每天早上风风火火地去上班,不如花一个小时躺在床上思考、计划、回顾,这样当他们来到办公室时,就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是日程表的奴隶。


  对于思想家和发明家而言,林语堂认为清晨的悠闲时光更为重要。


  对于作家来说,用这种方式构思出来的写作思路,要比整天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出来的多得多。


  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之外,林语堂相信躺在床上最适合听音乐或是倾听从窗子里飘进来的周遭的声音,如鸟儿的鸣叫,或是城市和乡村的声音。


  尽管过着闲适的生活(在我这个笃信林的信条的人的眼里,也正因此),林语堂的生活却大放异彩。


  他一生多产,创作涉猎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包括杂文、散文还有小说。他在多个大洲都生活过,宗教信仰也不断改变。这些经历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我认为那些移居他国的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都拥有他人没有的视角。


  那些探寻多种宗教的人,比终身坚持与生俱来的信仰的人,对于信仰有更深层次的思考。林语堂同时也涉足政治,不过与任何一个政党的关系都不持久。他一直在试图发现腐败(也总是能发现它们)。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中国,在家里八个孩子里排行老五。


  他的父亲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在青年时期自学了读写,并最终在家乡福建省龙溪县建了座小教堂,并担任牧师。


  很小的时候,林语堂就跳上父亲的讲道坛在集会上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对语言的热爱。


  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


  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


  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


  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


  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


  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


  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


  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就已经感觉到了放慢脚步的迫切性,那么如果他活在现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管是在《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地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


  不过,林语堂早已指出,闲适生活一直都很难。我的这种表现不足为奇,不能仅归因于电子设备。即便把苹果手机放进口袋,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喧嚣忙乱的生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当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倡导的并不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看手机,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周遭事物的根本改变。


  就拿林语堂对安卧眠床的喜爱来说,躺在床上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放慢生活脚步的方式。你可以沉思、倾听,甚至阅读。


  因此我经常躺在床上读《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适合用零散时间来阅读。


  每隔几页就有一些句子跳出来,我得思考消化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比如这句“我认为对于感官和情绪的教育要远比对想法的教育重要得多”。


  随着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我愈加意识到它并非讲述闲适哲学,而是如书名所示,它诠释了生活的艺术。


  摘自《为生命而阅读》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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