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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着活下去

2018/10/08 14:34:09 来源:时代书屋  作者:路遥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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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希望大家提出一些问题,这样有针对性,要是乱说一通,大家会不满意的。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


  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


  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著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


  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著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八二年,专业创作。


  03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


  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这些和古代比起来,古代就不是这样。


  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


  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04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不同剧种,包括电影电视,都来人,要求改编。


  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以为是家里人死了。原来是一个导演,简直气得你没办法。我很痛苦,我不是圣人。


  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


  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返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书,厕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读了,有些作了重要阅读,《安娜·卡列尼娜》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一边是学习,一边有意识对这些大师挑剔。


  柳青是重点,我专门挑剔。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应在最关键、紧要处出现,出现早的话,表现机会多,性格就丰富了。


  05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


  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钉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的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


  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一个冬天,几乎和任何人不说话,语言能力都丧失了,很孤单。每天吃完晚饭后,散一会步,机器似的。工作特别紧张,上厕所都拿着笔、纸,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来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六,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子,写得比较顺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我和甘泉县有缘分,我的《人生》就是在这里写成,5月25日,完成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朋友在这一天,一方面庆贺我。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劳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拔草锄地,讲究美,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都显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经在地头种南瓜,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一到秋天,地头一行一行子都长满了瓜,这“好看”。这就是审美!他干活时有贪婪精神。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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