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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2017/03/21 15:09:14 来源:北京文艺网  
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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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有顺,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和文学博士。著有《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先锋就是自由》、《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文学的常道》、《文学的路标》、《被忽视的精神: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读法》等著作十几种。主编有《优雅的汉语》、《中国当代作家评传》等丛书多套。曾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并曾当选为“2009年度中国青年领袖”。现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当代文学的有与无


  作者:谢有顺


  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是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思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感,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要谈文学的时代性,我以为这是个核心问题。谁都知道,文学在今日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但只从文学本身看,已无从发现它的问题所在——任何技术性的,或者片断性的变革,都不足以解答写作者的难题了;文学要想走出一条宽阔的路,需要有一次整体性的变革。


  这场变革,我以为,首要的就是怎样正视生命、培育灵魂,从而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


  中国文学自古以来都是有立场的,所谓生命的立场——文学是生命的文学,学问是生命的学问。有生命的底子,才有性情的表达,“温柔敦厚,诗教也”、“思无邪”,说的正是作家中正的性情。以生命,通性情,自内而外,故中国文学也被称为心学。钱穆说,“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学,此则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艺术。”这是对中国文学的简练概括。以此观点看中国文学,就会明白,何以中国一直来惟诗歌一脉发达,小说则被贬为“小技”,不登大雅之堂——中国文人历来重一己性情之表达,而轻虚构、描摹实事这一写作路径;文字中要见作者的内在心情(诗歌尤其如此),而非去伪造他人的心情(小说近于伪造);写作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放心(把心放于外,只见事事物物,不见生命和性情)。至“五四”以后,讲科学民主,文化界涌动着一股求事功的暗流,但求事功者,又未必有事功的精神,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还缺乏超越精神,它不关乎新的文化理想的建立,更不接续中国固有的文化生命,只是一种事功和运动,这样一来,文学的写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变化,丰富了许多,但文学的根本立场却丢了——文学越来越是一种工具或语言的游戏,不再是生命的学问,内在的精神力自然也开始走向衰败。


  文学一旦只求事功,对生命的荒凉没有感觉,无法透出对生命的根本肯定,写作就必定倾向于自然和经验。自然和经验,背后关涉的是一种趣味——写作和生活的趣味。这个趣味并不俗。所以,描摹自然实事,书写“经验的我”,一直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这在当时,是一种解放,它弥补了中国文学重性情流露而不及物的局限,使文学有了及物精神。不过,文学(尤其是小说)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只有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还只玩赏一种写作的趣味,而无法在生命的空间上有扩展,那就意味着失去了文学的立场,因为除了自然,还有人文,除了“经验的我”,还有道德的我、理性的我。写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不从生理和身体的生命里超拔出来,不讲道德勇气和超越精神,作家就容易堕入玩世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透显不出作家主体的力量。由此反观中国当代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一直沉溺于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的文学,这些年来不过是在延续着量的增长,而无多少质的改变。


  自然实事和“经验的我”,后面对应的正是量的精神,是纷繁的事象,是欲望和物质在作家笔下的疯狂生长,是每年近一千部长篇小说的泛滥性出版。而所谓文学的质,它所对应的则是生命世界、价值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这些年几乎没有站立起来什么新的价值,有的不过是数量上的经验的增长,精神低迷这一根本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生命在本质上还是一片虚无,因为经验的我,身体的我,都是假我,惟有价值的我,道德的我,才是真我。以前讲文学,多注重讲写法,讲经验世界写得如何活泼、真实,仿佛文学只关乎这些,而无关道德和价值。现在看来,价值危机才是文学真正的危机。文学如果不能从生命、灵魂里开出一个新的世界,终究没有出路。


  现代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命黯淡,灵魂无所归依,但今日的文学无视这些惨淡的价值事实,只一味地去迎合那些事功层面的趣味,没有气魄张扬一种超越精神,更无法坚持有方向感的灵魂叙事,为心灵内在的力量作证,那个被欲望、物质闷了多年的生命如何才能翻转过来?


  因此,现在是到了重申文学的精神立场的时候了。有立场,才有理想;有理想,才有担当和肯定。“现在这时代本很紧张,但大家却闷在这里。究竟所以如此,即因无理想。……如有理想出来,即可成大事功!”(牟宗三语)确实,很多的写作,日益流于耍小花样,自恋于一个小世界,或者讥讽道德,或者刻薄人事,用强用狠,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说穿了,都在用文学混世界而已,惟独缺乏宽大、温暖、公正的眼光,缺乏以真性情立世,并从真我里发出的生命理想,说到底,缺乏精神的创造力。


  批评也是如此。面对一片狼藉的文学世界,批评中最活跃的精神,也不过是一种“愤”,以否定为能事。由“愤”,而流于尖酸刻薄、耍小聪明者,也不在少数。古人写文章,重典雅,讲体统,现在这些似乎都可以不要了。牟宗三说,“君子存心忠厚,讲是非不可不严,但不可尖酸刻薄。假使骂人弄久了,以为天下的正气都在我这里,那就是自己先已受病。从前郑板桥曾说:‘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我们现在写文,要以此存心,以此落墨,才不伤自己,不伤家国。假使写文的人没有尖酸刻薄的心,则天下就好了。”除刻薄之风盛行,批评中言不及义的文字也很多,追问下去,缺乏者有三:一是缺专业精神,无从判断一部作品的好与不好;二是缺真性情,心胸不坦荡、饱满;三是缺基本的肯定,没有生命理想。


  要说“先立其大”,我以为,这些即是这个时代的“大”——文学需要一个立场,一个理想,一种肯定,一种气魄,有了这个大方向上的翻转,其他问题才能随之获得解答。


  以前,说到立场和理想,仿佛是一个酸词,现在我则愿意大胆、大声地说出来,因为只有精神饱满了,才有可能对时代的萎靡作狮子吼,把现代人的内心重新提振起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即方正,到了这样一个喜欢耍小聪明的时代,更需要一种大方大正的精神,把文学从低迷的趣味里解放出来。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大作家,少有萎靡、低矮的样子,就在于他们身上有生命的光辉,有文化理想,也有道德心灵的勇气,从内在精神上说,他们藏身于作品中,走的正是大方大正、径直而行的路。现在,肯走这条路的作家越来越少了,自然,肯担当、有气魄的作品也越来越少。


  因此,中国人讲文学,一直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条是从道德的角度看。重历史、轻道德,结果就是迷信变化,无从肯定。每一次文学革命,都花样翻新,但缺少一种大肯定来统摄作家的心志。文学有历史,当然也有道德,不过,文学的道德,不简单类同于俗世的道德而已。文学的道德,是出于对生命、心灵所作出的大肯定,是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回应。我现在能明白,何以古人推崇“先读经,后读史”——“经”是常道,是不变的价值;“史”是变道,代表生活的变数。不建立起常道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价值精神,一个人的立身、写作就无肯定可言。


  所谓肯定,就是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常道,还有不变的精神,吾道一以贯之,天地可变,道不变,这就是立场。


  “五四”以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反传统,在文学上写自然实事,背后的哲学,其实就是只相信变化,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常道需要守护。所以,小说,诗歌,散文,都着力于描写历史和生活的变化,在生命上,没有人觉得还需要有所守,需要以不变应万变。把常道打掉的代价,就是生命进入了一个大迷茫时期,文学也没有了价值定力,随波逐流,表面热闹,背后其实是一片空无。所以,作家们都在写实事,但不立心;都在写黑暗,但少有温暖;都表达绝望,但看不见希望;都在屈从,拒绝警觉和抗争;都在否定,缺乏肯定。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必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只能硬着头皮相信,否则,你要么自杀,要么麻木地活着。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在这一点上,作家和批评家是一样的,不能放弃肯定,不能不反抗。这是一种精神气魄。


  数学上有常数,我想,人类的精神上也有常道,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因此,现在谈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枝节上的争执已经毫无意义,作家和批评家所需要的,是生命上的大翻转,是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道德心灵的复活,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


  我们都在这个追求变化的时代里闷了太久了。写身体的我,经验的我,从历史和生活的变化上找写作资源,这样的写作路子看来并没有成功——由此照见的人生,多是匍匐在地面上的,无法站立起来,因为文学少了肯定,精神少了常道,生命少了庄严和气魄,就开不出新的文学世界。所以我说,该为文学重新找回一个立场、一种肯定,这是文学的大体,识此大体,则小节的争议,大可以搁置一边。


  从其大体为大人。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肯定这个世界的常道,使文学写作接续上灵魂的血管,这是文学的根本出路,古今不变。“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通孔,把闷在虚无时代里的力量再一次透显出来,只有这样,整个文学界的精神流转才会出现一个大逆转、大格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失了这个理想。


  (编辑:崔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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