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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粮仓变身空间艺术季主展场,揭开了这个城市一段浩渺历史

2018/01/12 09:08:39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沙青青
   
上海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变身”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场,使得沉寂多年的昔日上海港散粮装卸的专业码头重返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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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全景


  上海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变身”城市空间艺术季主展场,使得沉寂多年的昔日上海港散粮装卸的专业码头重返大众视野。


  上海开埠后,人口日渐稠密,“米之需要,为额甚巨”。然而,上海乃“木棉之地,素不产米”,除少量依靠沪郊生产外,大部分都依靠外地输入,粮食储藏对这个城市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规模储粮始自元朝


  实际上,上海地区大规模粮食储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初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但是,那时储粮并非为了上海本地需要,而是为了转运京师。


  据史料记载,时任宰相伯颜监造大船数十艘,从长江口出发,将4万石粮食由海路运往京师。之后,伴随京杭大运河的重新修通,朝廷开始在今日上海附近设立都漕运万户府。


  元朝初年,在上海县城西南首西仓桥处建有太平仓,成为上海境内最早的大规模粮仓。


  明宣德七年(1432年),有巡抚周忱建造济农仓。次年又在今南市区小南门外建南仓,此仓于清顺治九年(1653年)由知县阎绍庆在小南门薛家浜之北改建更名为水次仓,又在薛家浜之南建造敏惠二仓。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时任知府鲁超檄增建常平仓。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拨库银由知县于本宏、张涛在县府西首建仓48间,储谷定额达到2万石。知县王世睿又在县仪门内东西首建仓10间;雍正十二年由巡抚高其倬在县城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保建立社仓4处,以补常平仓之不足。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随即迅速发展为中外运输枢纽,也开始更大规模的粮食储备。上海是“南粮北运”的始发地,清廷为此专门在此设立“海运局”,从事“官督商运”:从上海出发,通过海路将江南粮食运至天津并供给京师。


  除向京津转运南方粮食外,进口粮食也开始从上海登陆中国。同治三年(1864年)1月,上海首次从缅甸进口大米,至年底共进口大米8998.78万公斤,开创了先河。


  1920年那场大规模米荒


  进入20世纪以后,上海市人口日益增多,周遭地区所产米粮已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上海滩的米商渐有囤积之势,粮仓业开始形成雏形。但是,起初并没有专存米粮的仓库,原因是上海交通运输便捷,房租甚贵,且米粮容积大,商人不愿大量存货,只是或在店旁略赁余屋,或临时向银行、钱庄、铁路、轮船公司等租赁仓库、堆栈。


  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政局动荡或战事,就很容易造成上海出现米荒。


  抗战之前,上海最大规模的米荒出现在1920年。当时安徽、江西以及两湖地区兵灾频仍,金融停滞,长江流域粮食运输不畅,直接导致上海米粮来源减少。


  1920年夏,上海米价出现“灾难性的高价”,“上海米价在欧战以前,每石约5元,到去年(1919年)12月已涨到7元2角,今年(1920)四月初间,到了8月5角,六月初间,到了11元,二十日以后,居然涨到了十六七元”。吃不起的贫苦百姓甚至编出了一首“米荒小调”:“一更里月照湘江,上海滩米价飞涨,昂贵非常,每石要卖十呀十呀十六洋……二更里月照米仓,私囤着许多米粮,斗斛难量,都是那些坏呀坏奸商……”


  造成当时上海米价飞涨的直接原因,就是上海粮食储量见底。


  应急的粮仓


  抗战爆发后,上海粮食供应出现短缺,由于大量仓库被征为军用,一般粮食存储空间开始紧张。


  上海沦陷后,为稳定供应、维持统治,汪伪当局一度租用中央市场南市分场库房(今南市董家渡处)成立南市仓库,可储粮2000吨;又租用瑞泰石粉厂机房(今曹家渡西首,曹杨路桥处)成立沪西仓库,可储粮1000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曾尝试完善上海的粮食储备状况。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间,先后建立12座储量仓库,由上海粮食总仓库管辖。


  同年7月1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地点位于上海吴淞路1号。然而,上海的粮食供应状况依旧持续恶化,匆忙成立的粮食紧急购储会通过进口、美援等渠道囤积粮食以缓解“米潮”的蔓延。为此,又特别设立了4个固定仓库与3个临时仓库。


  1947年的粮食供应危机


  20世纪40年代,上海粮食储备虽有改善,但终究有限。1947年,上海还是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1947年10月12日,蒋介石要求在上海市实行粮食配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若不实行配给,经济与社会崩溃必出于此,只有束手待毙矣!”


  实际上,自国共内战爆发以来,上海市就一直处于粮食储备紧张的境地。当时上海人口从400万猛增至600万,每月至少需要6万吨粮食,而上海近郊又供米不足,不得不仰仗外省米运输和洋米进口。


  根据配给制,当时上海市民只能凭户口证购买平价米,每户每次5升(每升约0.75公斤),每五天才能购买一次。为应付这个局面,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召开紧急会议,限令粮商三日内向社会局登记存粮,逾期不报者没收,以及出台非米商不得经营、违者严办等命令,但收效甚微。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曾调集各地粮食汇集上海,希望通过政府抛售来降低上海市面上的飞涨的粮价。当时上海粮食总仓库的负责人信誓旦旦地告诉媒体:政府在本市握有四五十万包粮食。4月12日,粮食部上海总仓库已奉令拨交给上海市府2万大包白粳、2万大包红籼及1万大包二号西贡米以备抛售。


  上万包粮食投入市场后,仍未能遏制涨势。到了1948年初,上海不得不全面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与此同时,还成立粮食紧急购储会来强化米粮采购,但收效甚微。至上海解放前,全市粮食供应几乎全都仰仗外援。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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