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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上海 不妨从民营美术馆开始

2018/07/03 15:04:07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在上海82家美术馆中,民营美术馆已占到了64家,3 5倍于国有美术馆。日益增多的民营美术馆,为上海的文化生态贡献多元色彩,但如何管理与扶持,恰如墙上挂画,需要相关各方细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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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与城市,犹如人的躯体与灵魂:当躯体日趋壮大,需要足以支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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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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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德耀美术馆。王庆 摄


  截至2017年底,上海共有美术馆82家,成为全国拥有美术馆最多的城市之一。今年6月1日,《上海市美术馆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这部全国首个美术馆管理试行办法,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设立美术馆。


  事实上,在上海82家美术馆中,民营美术馆已占到了64家,3.5倍于国有美术馆。日益增多的民营美术馆,为上海的文化生态贡献多元色彩,但如何管理与扶持,恰如墙上挂画,需要相关各方细思量。


  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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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家民营美术馆,明圆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30年文献展”的学术水平得到业界高度认可。


  深夜,浦西市中心的一家民营美术馆,灯火通明,正在紧张布展。


  撤展、布展是个力气活,往往连续一周,从上到下,人人都得出苦力,因为人手太少。李达(化名)是这里的执行馆长,30多岁,还算扛得下这样的工作强度。


  凌晨3点多,布展结束。李达瘫坐地上,告诉记者,喘口气后他要再巡视一圈。当然,得掐好时间,够他回家洗澡换衣服,然后优雅地出现在9:30的展览开幕式上。


  一年前,李达还是一家财经报纸艺术版的负责人,“报社不景气,第一批被砍掉的就是艺术版。”


  而民营美术馆正蓬勃兴起,需要引入大量人才。很多媒体将2017年视为民营美术馆的“井喷之年”,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上海确实已经超过北京、广州,成为全国民营美术馆发展重镇,但并不存在井喷现象,因为上海的增长是持续的、温和的。


  数据显示确实如此。2012年,上海美术馆的数量为34家,之后逐年增为47家、57家、63家、73家,直至82家,其中国有美术馆始终在18家左右,增长主要来自民营美术馆。仅去年,便新增了明当代美术馆、昊美术馆、宝龙美术馆、苏宁艺术馆、明珠美术馆、艺仓美术馆等9家民营美术馆。


  民营美术馆的增加,给上海这座城带来了什么?这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接下来的一两年里,非中心城区还将迎来数家民营美术馆的开幕,它们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


  确实,相比国有美术馆,民营美术馆的分布更广。它们中有“庞然大物”如龙美术馆,布局浦东、浦西,总面积达4.3万平方米;还有两馆合并后的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假座”原世博会法国馆,占地4万平方米;新增的宝龙美术馆,占地也有2.3万平方米,一举为人口众多的非中心城区闵行区充实了公共文化产品。但更多的是“小身材”的民营美术馆,像“躲”在长宁区图书馆三楼的苏俄造型艺术馆,隐身于商场却名声在外的K11美术馆,还有空间虽小、展览却不断的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它们嵌于城市各个角落,为周边居民邂逅艺术提供便利。


  “拾遗补阙”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内容上的。不久前,“文化云”以网上问卷的形式开展了美术馆受访者参观习惯与需求的调研。1340位受访者参观市级美术馆的比例总和为89%,而参观民营美术馆的比例总和为92%。换个角度比较,有11%的人群没有参观过统计中的市级美术馆,而没有参观过统计中的民营美术馆的人群占比为8%。


  2017年全年美术馆观众数前十的排名更能说明问题,龙美术馆西岸馆、艺仓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等6家民营美术馆入选,从数量上超过了国有美术馆。


  与国有美术馆相比,民营美术馆的展览主题更为丰富、形式更为活跃,对年轻观众更具有吸引力。这是数据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


  但是,拥有这些美术馆是否就够了?最新数据统计,伦敦、巴黎、纽约基本每1.5万人就有一家美术馆,而上海平均一家美术馆要服务30万人,就面积、人口来看,国内美术馆的数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算多,对于人口巨大的上海来说,尤其如此。


  市民的需求最能说明问题。有40%的受访者希望在社区文化中心看到美术馆的巡展,其次是商场、学校、机场、高铁站、地铁站、办公楼等,尤其呼吁不要遗忘郊区。也就是说,他们想在家门口看展览、逛美术馆。


  相比人们日益增长的艺术需求,上海的美术馆不是多了,而是还不够。


  不做地标,做“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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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明圆美术馆场馆内部。


  一手拎着刚从菜场买回来的两棵白菜,一手牵着孩子看展览,这是凌菲菲最愿意在自己的两家美术馆里看到的场景,也是她作为明园集团创始人坚持要做艺术地产的最大动因。


  2004年,凌菲菲在“明园”第一个项目“明园世纪城”里成立了上海明圆文化艺术中心,这家后来更名为“明圆”的美术馆,是上海最早的民营美术馆之一。去年,她又在新项目“森林都市”一期中保留了部分旧厂房,将之改造成明当代美术馆。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跟没有进过美术馆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凌菲菲说着,挑了下眉毛。


  她的“这种环境”,指的是家门口的、社区里的美术馆。“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跑到美术馆,让自己安静下来,体会艺术家看世界的维度。明白了世界不是只有一个维度的,人也就想通了。”但如果美术馆离自己很“远”———这个“远”既指空间距离的远,也指心理距离的远,“一家美术馆一旦是堂皇的,需要你去仰视它,你就可能会失去亲近它的勇气和兴趣,它也就没法成为你放松和倾诉的对象。”凌菲菲说,“很多人想把自己的美术馆建成城市地标,办的展览也要是标志性的,我觉得那样的目标太宏大,那是政府要做的事,我只愿我的美术馆能成为社区的‘细胞’。”


  细胞会呼吸,呼吸之间,美术馆与社区发生互动。传统的美术馆是静态的,但作为社区文化“细胞”的美术馆,是活泼、生动的。比如,有一年年底,“明圆”策划了中国鼓大展,从馆的一楼到五楼,错落布置了各种形态的中国鼓。观众在参观之余,还可以拿起棒槌敲响美术馆特制的一面大鼓。“最热闹的是除夕那天,大家都玩嗨了,过了半夜12点还不肯散去。”此时,观众本身成了展览的一部分。


  较之展览,美术馆的公共教育活动更能体现这种互动性。去年整年,全市的美术馆共举办了3357场公共教育活动,与上年度的1000场相比,增加了2倍。K11美术馆以“上海艺术商圈”为平台,仅去年第四季度,就举办了23场活动,在小型民营美术馆中十分突出。喜玛拉雅美术馆配合《上海种子》展览,推出了46场教育活动,形式包括系列讲座、工作坊、表演等。民生现代美术馆的“WE剧场”、“诗歌来到美术馆”、“KidsMuseum”等品牌活动,人气一直很旺。梅尔尼科夫美术馆则邀请附近学校学生来馆里上美术课,一堂“油画艺术赏析———中西方绘画艺术特点之异同”课程,因为有作品“现身说法”而变得生动直观起来,同时,他们也把展品送进学校展出。


  凌菲菲的“细胞说”和李丹丹的“无墙”模式很接近。李丹丹是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该馆位于新华·红星国际广场,属于这个55万平方米文化商业综合体的一部分,它由新华发行集团和红星美凯龙集团共同打造,一大特色在于美术馆与新华书店两个空间,通过一个独特的星空穹顶多功能活动区域连接起来。与其他美术馆较为独立的形制相比,明珠美术馆建立在一个消费与精神共融的生态中,探索与新华书店、周边商圈、社区的关联,也就是李丹丹所说的“无墙模式”。


  美术馆与社区的互动,不只是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实际上,艺术的教育功能就在这种互动中悄然实现。比如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品牌公共教育活动《上海制造:那些年的美术电影》系列,让公众有机会通过上海美术电影厂老员工的回顾,重温中国美术电影走过的路。参加活动的粉丝中有来怀旧的70后、80后,更不乏90后、00后,当他们对历史产生好奇的时候,便是他们打量历史的开始,而这种打量,又是承继“上海制造”精神的开始。


  美术馆的志愿者队伍受美术馆的影响更大。志愿者队伍有个特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意味着,这个受影响群体的数量是在不断增长的。张阿姨是民生现代美术馆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她对记者说:“我不懂艺术,但每个周末放下家务来这里做志愿者,我很开心。每次有新展览,美术馆都会先培训我们,听听蛮好的。”


  从国际经验看,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英国泰特美术馆等艺术机构,与后工业化时代以“体验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日益成为区域振兴与升级的重要引擎。从当下中国看,文化消费开始从同质性的娱乐转向高度差异化的文化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占了美术馆总量大头的民营美术馆,如果能创设多维文化场景,激发人们的参与度和互动性,为城市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群,便是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城市应该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美术馆,共生于各自所在的社区,在与社区的互动中孕育一种文化的力量,即使这种互动,也会带来吐故纳新。“都说民营美术馆开开关关,我觉得这很正常,细胞不就是死死生生的吗?今天关门的民营美术馆,它在昨天是对社区作出贡献的。”凌菲菲说。


  艺术的事,不能“艺术”地做


  谈民营美术馆,话题很容易就聚焦到民营美术馆的生存问题———缺钱几乎是所有民营美术馆面临的共同问题。


  民营美术馆馆长在接受采访时往往都会呼吁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但凌菲菲不这么看:“政府没有义务为民营美术馆输血,做美术馆就是做公益,企业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话虽如此,两家美术馆一年近2000万元的投入,毕竟是笔不小的支出。明园集团运营良好,但对其他很多由地产公司投资创建的美术馆来说,财务状况受公司单一业务起伏的影响很大。


  民生现代美术馆代表着另一类由金融公司主导的民营美术馆,相对实力雄厚,但不精打细算,也过不好日子。而“精打细算”对馆长甘智漪来说,可是看家本领。这位非典型美术馆馆长,尽管衣着、做派很艺术范儿,实则不仅是位工商管理硕士,更是资深金融专家,曾主导多项房地产金融创新,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权威媒体撰写金融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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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智漪


  在民生银行高管的位置上,接到调任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的指令,甘智漪第一反应是去书店搜罗有关美术馆管理的书籍,“你想象不到,整个上海都找不出一本来。”5年过去了,回忆当时那一幕,甘智漪仍会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当上馆长后我才发现,当时业内普遍缺乏管理意识,馆与馆之间借调重要展品,竟然都没有合同。”后来她出差去中国台湾,找到了20多本相关书籍,如获至宝。


  好的管理,才能催生好的展览项目。


  今年4月,民生现代美术馆报送的“2017中法文化之春”开篇展《透明的声音》展览、品牌公教《上海制造:那些年的美术电影》,全部入选“2017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分获“优秀展览项目”和“优秀公共教育项目”。加之同年入选文化部“全国美术馆优秀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的《生声不息》,民生现代美术馆一年三获国家级殊荣,在重量级的国有美术馆中也是少见的。


  甘智漪将之归功于金融式的美术馆管理模式。虽然从小热爱艺术,但甘智漪从不认为自己就是艺术家,可以越界去做艺术的事,而把自己定位于管理者,重要的是做好制度设计。


  首先是减轻美术馆的运营压力。


  “其实在上海做艺术是很幸福的,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落脚点’,比如市、区两级政府的文化发展基金,还有我们所处的世博地区也有一些扶持基金。外国政府为了推动文化交流,也会设立文化发展基金,《生声不息》就获得了法国使领馆的国家文化基金资助。”甘智漪对记者说:“资源很多,你怎么拿?关键看项目品质。美术馆要有自己的专业态度和研究方向,展览品质是美术馆的生命线,做还是不做、做什么,馆长心中要有一杆秤。很多美术馆在做‘罐头展’,从国外买个成熟项目回来,没有自己的想法。”


  有了好项目,还需懂流程。甘智漪设了专门岗位来研究政府相关政策。民生现代美术馆在世博地区运营三年,就有近20个项目得到国家及市、区两级政府文化基金的资助,减轻了不少运营压力。


  其次是让美术馆内生创新活力。


  2014年,民生现代美术馆推出“项目经理人”制度,馆里不管哪个部门,只要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经团队评估认可后,提出者可以主持开展该项目:从展览主题的确立、艺术家及作品的选择,到展览项目的前期调研、立项、预算、执行、协调,一直到最后的评估、建档等环节,需全程负责到底,其他部门则全力配合。


  这样的机制,让刚走出艺术院校大门来到馆里的年轻人,迅速成长为一名策展人,更成长为能带队伍的项目负责人、管理人。


  这样的机制,也很容易让人以为民生现代美术馆的管理是很宽松的,实则不然。馆里有厚厚一大摞规章制度———《美术机构定位及发展目标》《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展览管理办法》《藏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办法》《商务活动管理办法》《项目评估管理办法》……这在其他美术馆很少看到。


  好展览还需好营销。但因为展品有品质,“每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来的媒体不下两三百家,如果展览有商业味,媒体来不了那么多。”甘智漪说。


  用金融的方法管理美术馆,展览成本变得可控。以不久前结束的“透明的声音”展为例,2个月7万多观众,使美术馆在每个观众身上的投入成本降到50元,而同期另一家美术馆的展览,只有1万多观众,但项目又是花高价从国外引进的,以至每个观众的成本高达5000元。


  即使是50元的成本,甘智漪还要想办法降下来。馆里的咖啡馆在“艺术粉”中有着很高的口碑,但每杯只卖25元,还对志愿者免费开放。如何做到不亏本?甘智漪有秘诀。当初她只招了一位专业咖啡师,然后发动馆里的年轻人都去学,大家把做咖啡当成了放松方式,而馆里一旦有大型活动,手艺就派上用场了。


  在艺术衍生品方面,甘智漪也动足脑筋。每次引进艺术家做展览,她都和对方签下免费授权书,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衍生品价格。


  余德耀美术馆执行馆长余至柔认同甘智漪的观点,她自己也非艺术专业出身,来到美术馆之前在一家与艺术无关的企业工作。“美术馆必须加强管理、控制成本,如果管理不好,美术馆活不下去,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美好愿望,也都无法实现。”余至柔认为,美术馆既需要有艺术背景的专业人员,也需要有懂商业的管理人员。“如果都是艺术家,会在管理上存在一定困难。”


  美术馆是用来打底子的


  办好的展览、有好的管理,这是民营美术馆需要做的功课,但政府一方面也确实需要更细致地研究民营美术馆的需求。


  采访中,多位馆长提出,我们在做公益事业,为什么不能享受“公益”的水费、电费,以及地租?对一家美术馆来说,因为要保持恒温恒湿,水费、电费是不小的开支,在运营成本中占了不小的比例。


  希望政府在宣传上多些支持也是馆长们的共同心声。余至柔告诉记者,余德耀美术馆在宣传方面的预算有限,2015年做“雨屋”展的时候,美术馆创始人余德耀特别给了一笔宣传费,他们才得以在淮海中路租了户外广告牌,还在出租车上投放了互动广告,“那次的效果特别好。西岸艺术长廊的人大都已经知道余德耀美术馆了,但我们希望西岸之外的人也能知道我们。”


  税收优惠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个人或企业向民营美术馆等非营利文化机构捐赠或赞助,可享受“同额免税”待遇。这一政策增大了民营美术馆的募资渠道,但我国虽有专家不断呼吁出台相应制度,始终未见动静。


  “文创五十条”的出台,让很多民营美术馆的当家人看到了希望,但细究起来,其中并无明确针对美术馆的内容。“影视、动漫固然重要,但博物馆、美术馆是用来打底子的,决定一座城市的调性。”


  采访结束前,甘智漪再一次对记者强调美术馆对一座城市的重要性。


  (编辑:杨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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